除了公立大学可视为政府机构要服从宪法之外，私立大学与学术同行都作为私方而通常不能成为宪法约束的对象，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侵犯学术自由。
[12]第三，客体指向的新兴权利。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六、新兴权利与权利发展 新兴权利与旧有的权利之间始终都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任何新兴权利多少都主要是由旧有的法律权利—不管是国内法律所确认的法律权利还是世界其它国家的法律所确认的法律权利或者是国际性法律所确认的法律权利—所催生的，也可能是由旧有的非法律权利所催生的，因此，旧有的法律权利和非法律权利当然是任何新兴权利的母体与孕育土壤。一般说来，作为新兴权利的产生方式和途径，权利推定必须首先满足合情要求—符合所在社会的日常生活的人之常情，符合生活的内在逻辑。但另一方面，权利话语的滥觞，权利主张的乖戾，权利实践的非理性张扬，确实也存在着使权利庸俗化的极大可能，从而使权利本身也自我蒙羞。所谓‘剩余权利，是指宪法和法律除具体明列某些权利外，还概括地规定人民可以保留其他未列出的应有权利。一般说来，这三种情况实际上都必须通过所谓的法律的移植或者法律引进而实现相应地国内法的转化。
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都要求同一块土地的所有权。……第五，法律权利所指称的行为包括行为和意思表示两类。[11]参阅倪正茂、陆庆生等：《生命法学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前言P1)无独有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都取得异常迅猛的发展，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反映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上就是，我国社会不仅在权利的法律制度确认和制度保障方面进步明显，而且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与权利观念也大大地得到加强，这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维权诉讼中就可得到生动的印证。在这里，我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所谓法律关系客体或者权利客体，实际上都是一致且统一的，那就是利益，尽管这个利益确实也是分成不同的类型，但在现实生活中，利益本身又一定是有相应的物质承载者的，也就是客体物。高利红：《动物的法律地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善国、倪正茂、刘长秋：《辅助生殖技术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美]约翰•盖格农：《性社会学—人类性行为》，李银河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法律权利所指称的行为包括行为和意思表示两类。
这在当代中国乃是新兴权利产生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和途径。再比如，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并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了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但这个规定比较笼统，当时并没有考虑到我国社会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的一些特殊情况和要求，而2002年9月27日吉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通过并与当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第二款规定了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一规定出台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的争论，但作为一个地方性法规，该规定并没有违反作为其上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同时它还确定无疑地在其效力范围之内确认和规定了公民中的独身妇女所享有并可实现的生育权这项新兴权利。由上可知，本文所谓的新兴权利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学范畴意义上的概念，它所表征和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系列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权利，因此可以说它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表征权利束（丛）的统合概念。比如，尽管我国没有任何法律作出明确规定但学术界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研讨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明确规定的贞操权和信用权，对于人体、器官、尸体、死者名誉等所具有的相应的权利，本文前面已涉及的基于冷冻精子、卵子、受精卵、胚胎所成立的相应的权利，在基因上所成立的各种权利，一般的基于信息的权利，[14]股票和各种基金买卖所具有的各种权利。
（五）对习惯权利合法性的推定。而至今，这样的一个过程依然在延续之中而没有、也当然不可能中止。权利诉求在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同并且不具有政治有害性的时候，这种诉求将通过立法意愿的表达，由国家或者社会的立法机构通过相应的立法程序，在相关的法律文本中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所表征的正式法律规范把这种权利诉求确认并固定下来，从而成为明确而肯定的法律权利。这样的法律权利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就是新兴权利。
二是三十年来我国法律权利的数量急速地增长以及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样的例证并不缺乏，比如，我国《宪法》一直没有明确地规定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但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我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将《宪法》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的规定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由于现行宪法已经如此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而使私有财产权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新兴权利。
第四，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合情、合理、合法的权利推定，从而产生新兴权利。三、权利之新的实质标准 新兴权利的实质标准，也就是在权利的实质内容上，我国既存的法律权利类别都无法加以涵盖和纳人其中的那些内容，这些内容有些是完全崭新的，有些内容尽管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些内容的适用范围或者适用条件却发生了变化，从而在变化了的适用范围或者适用条件下，这些内容也自然构成一类新兴的权利的内容。
尤其是在涉及到当事人的权利确认与权利保障的疑难案件中，新兴权利的观念和意识，在司法实践中起着给参与这种法律实践的相关人员灌输崭新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以及相应的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启迪着参与这种法律实践的相关人员的法律思维，扩展着参与这种法律实践的相关人员的理论与实践视野，从而使涉及具体当事人的权利确认与权利保障的疑难案件，以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以在不伤害现行法律权利体系从而导致法律内部各个制度之间的冲突，不致使社会秩序发生混乱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认可那些比较前卫的新兴权利并给予其实际的在司法意义上的法律保障。[美]汤姆•睿根：《打开牢笼：面对动物权利的挑战》，莽萍、马天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更不用说诸如非洲之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从整体上看，不仅在传统上就比较缺乏权利的观念和意识更缺乏相应的法律权利制度，而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前半期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实质性改变。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权利推定，就不仅保证了推定出来的权利符合一般伦理正当性的非法律权利的社会可接受性，而且也保证了其法律终极意义的合法性与现实意义的合法性，这样推定出来的权利不仅具有相当的社会认同而且具有完全的法律认同，可以直接运用于法律实践再比如，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并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了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但这个规定比较笼统，当时并没有考虑到我国社会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的一些特殊情况和要求，而2002年9月27日吉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通过并与当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0条第二款规定了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一规定出台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的争论，但作为一个地方性法规，该规定并没有违反作为其上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同时它还确定无疑地在其效力范围之内确认和规定了公民中的独身妇女所享有并可实现的生育权这项新兴权利。注释:[1][美]L•亨金．权利的时代[M]．信春鹰，吴玉章，李林译．信春鹰校．北京：知识出版社，1997.[2]张文显，姚建宗．权利时代的理论景象[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5, (5).[3][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力话语[M]．周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请参阅如下主要著作：翟晓梅：《死亡的尊严》，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新兴权利之新既可以从以时间和空间为核心的形式标准来判定，又可以从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和情景为核心的实质标准来判定。权利诉求始终是从个别主体的自觉意识而到群体性同类主体的自觉意识再到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主体的自觉意识，这样的自觉意识在整个社会层面的体现就是不同群体属性的社会主体类别最大程度地得到意见的沟通、协调并彼此求得基本共识，这种共识表明社会在整体上对于这种权利诉求给予了认同或者说对于这种权利诉求的消极社会后果给予了足够程度的理性容忍。
冀祥德：《婚内强奸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当两人都想要同样的宝贵东西时，两人就发生利益冲突，如两名男子爱上一名女子。
这种意义可能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新兴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在事实上引领着旧有的法律权利在观念和制度方面实现更新，从而逐渐实现法律权利在整体上的发展。通常，双方都没有‘从道德上卷进去。
第五，所谓新兴权利之权利较为宽泛，不仅包含一般所谓真正意义的权利，而且也包含了属于自由（freedom）甚至特权（特惠）（privilege）的内容。[芬兰]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第2卷），李彬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我们这个世界的权利问题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各方在辩护中都坚持他的要求是正确的，对方的要求是错误的，对方对事实或规则有错误看法。
在这里，我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所谓法律关系客体或者权利客体，实际上都是一致且统一的，那就是利益，尽管这个利益确实也是分成不同的类型，但在现实生活中，利益本身又一定是有相应的物质承载者的，也就是客体物。倪正茂、陆庆胜等：《生命法学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另一方面，权利的要求采用是非措词来表达。[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五）对习惯权利合法性的推定。这种情况在我国不仅至今没有改变，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也不可能或者说也不能加以改变。
[英]考林•斯伯丁：《动物福利》，崔卫国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9] (P98)第三、通过司法实践中的合法性司法解释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权利内涵挖掘与权利主体延展或限缩，从而产生新兴权利。第二，所谓新兴权利，特指自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逐渐出现的权利的各种新现象与新样态。郭晓飞：《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
一、新兴权利的概念描述与范围划定 如果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所带动的法制的进步和法治的发展为背景，而以法律权利为对象，来审视和考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面貌，那么，可以说，这样两个方面大致是我们不能不加以特别关注的：一是三十年来我国公民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观念确实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甚至显现出了权利话语超乎寻常的社会观念与思想的统治力。……其次，法律权利作为关于一种行为的肯定性评价和认可表面上是由法律规则所规定的。
而至今，这样的一个过程依然在延续之中而没有、也当然不可能中止。由于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对近三十年来我国社会所现实存在的这些新兴权利中的某些具体权利样态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和细致的剖析，以及对这一过程所蕴涵的共同性的基本规律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准确的揭示，而是重点在于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权利现象发展的宏观样态做一个大致的描述与总体形象的勾画。
由上可知，本文所谓的新兴权利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学范畴意义上的概念，它所表征和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系列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权利，因此可以说它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表征权利束（丛）的统合概念。所谓‘空白权利，即宪法和法律未能一一列举，而以‘等‘其他等词语概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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